古名伸专访｜接触即兴在台湾的15年
古名伸（Ming-shen Ku）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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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即兴
（Contact Improvisation，文中简称CI）于1992年由古名伸引入台湾，虽然现已过去了15年，台湾CI社群在全球CI社群里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以下是对名伸的采访，她会简要介绍过去15年CI台湾都发生了什么，谈论其未来前景，并尝试将台湾与世界CI社群重新建立联系。
问：已知你是第一个将CI带入台湾的人，能否谈谈你一开始是怎么做到的吗？
答：首先，我在1989年第一次接触CI之后就完全被它迷住了。随着更多的参与，我意识到自己想更深入了解CI。所以为了明白CI到底是什么，1991-1992年间我在纽约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学习。1992年我回到台湾，当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我想继续CI。但是因为CI不能没有搭档，所以我必须教别人从而让他们成为我的搭档。正是这个简单的想法让我把CI带到了台湾。
问：所以因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即为了有人一起和你跳舞，让你在台湾开始了CI。你是怎么做到的？只是你在教学吗？或者还有其他方式？
答：非常有趣的是，尽管我们说CI是一种形式或风格，但是没有人对它有一个完整的诠释。每个人都在给它添加一些东西。通过CI教学，我发现了许多不同的舞蹈方式以及一些重要的技巧，然后我发展了这些技巧并分享给学生。CI就像一台反馈机器，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它的运作。这就是CI在台湾的发展方式，也符合我对其的理解。
不过那已是在美好的过去啦。我记得当时我决定要和一些人一起跳舞，通知所有的媒体说我将在每个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某地举办一个免费的工作坊，且不限制背景，欢迎所有人加入。我的朋友Ping慷慨地让我免费使用她的“皇冠剧院和工作室”，因为剧场即使有表演安排也很少会在那个时间段，所以我能在那开展免费的工作坊。当时我有一个原则：“不管你是谁，叫什么名字，只要到场，我们只是说“嗨”，然后就开始。如果你喜欢自然会回来，如果不，我们也好聚好散。尽管来的人各有原因，但我确实开始看到熟悉的面孔：一些感兴趣的人开始聚集起来。
人们经常谈论美国的CI社群是多么得“白人化”。而这种形式的“接触”和“即兴创作”，你懂的，触摸人、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这根据人们的刻板印象完全就不“中国”。但我心想：“嘿，我不一样。我不在乎与人进行身体接触和即兴创作。我喜欢它！我相信台湾一定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我的同伴，等待我的挖掘。周日的工作坊起到了筛子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留下来的人被筛了出来，我也能够继续和这些人跳舞。
当时媒体也帮了大忙，因为以前CI并不为人所知。
问：你说的媒体是指...
答：新闻报纸。除了舞蹈界没有人听说过CI。1992年11月，我邀请史蒂夫·帕克斯顿（Steve Paxton）到台湾，一起在国家剧院举办了“新旅程”音乐会：这是一整场的晚间即兴表演，包括单人和双人舞。
问：当你邀请史蒂夫来台湾时，周日的工作坊已经进行了多久了？
答：工作坊开始于同年夏天。
问：所以只是几个月。
答：是的，工作坊是九月份开始的，史蒂夫在十一月来了。你知道媒体是十分敏锐的：他们知道“哈！大师来了”，所以疯狂地传播消息，然后大家都鞠躬称呼其大师。媒体非常努力地尝试着理解CI，他们不仅采访了史蒂夫，还试图一品其“滋味”。
问：你的意思是他们试图亲身感受？
答：是的，但不是在课堂上。就和史蒂夫一起跳舞或做点其他什么事，你知道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想知道那是什么。在美好的过去，人们更松弛，思想也更自由，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天真和好奇。史蒂夫和我有7场演出，每天晚上房子都爆满了。人们在史蒂夫的独舞结束后起立鼓掌、尖叫，即使他们以前从未接触过CI。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名人还是真心喜欢这种形式。我也不知道。无论如何，人们的好奇心被激起了。所以有很多人来参加周日的工作坊。人们喜欢免费的东西，所以课程都爆满了，但大部分只是尝试一次然后就拜拜了。
问：实际上有多少人留下来？工作坊持续了多长时间？
答：我认为这取决于人们所处的人生阶段：CI是否和当时的人生相兼容。有些人来了又走了，有些停留了一段时间又离开了，有些人重回并留了下来。各种各样的人。工作坊持续了5年。
问：每个星期天？
答：是的每个星期天。免费课程。后来时间和地点有变化，不变的是每周日都有，直到1997年。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舞酱。你懂的，没有舞酱的工作坊有点奇怪。有时上午是工作坊，下午是舞酱。我们尝试了不同的时间安排和形式。5年的时间聚集了一小撮人。
问：正如你刚才描述的那样“筛出”？
答：对是的。一开始我没有想太多，只是想和人一起跳舞和舞酱。
问：舞酱也是你一开始计划的一部分？
答：是的，是最初想法的一部分。很多老师也来了。
问：是指在这5年里？
答：在这5年间及以后。我认为有除我以外的老师的影响很重要，因此开始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CI老师，主要是在夏天举办密集的工作坊或长期驻留，例如Chris Aiken。
问：你邀请了谁？
答：嗯...在早期，如Nancy S. Smith和Julian Hamilton。
问：我记得他们是同时来的。
答：然后有Lisa Nelson，K.J. Holms，Karen Nelson和Scott Smith。
问：图像实验室（The Image Lab）？
答：是的，图像实验室的人。后来我们有了更长时间的工作坊和夏季节日。
问：你是说例如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举办的夏季舞蹈营？
答：是的。为此我们有包括Brenton Cheng，Caroline Stuarts和Kirstie Simson在内的老师。其他一些人来长期驻留，如Bill Young，Olivier Besson和Chris Aiken。
问：他们住在学校？
答：是的。
问：他们也在学校教学吗？我的意思不是公开工作坊，而是学术教学？
答：是的，他们在学校举办了公开工作坊和学术课程。我们时不时有客座嘉宾。
问：听起来除了举办周日工作坊外，您还将CI带入了学术课程。
答：是的。因为我在学校教书，所以我也把CI带入了课程。因此在学术届和非学术届分别有一个CI社群。
问：而且是欢迎任何感兴趣的人？
答：是的，我总是尝试接触不同的人。
问：学校的CI课程还在继续吗？
答：是的，15年后还在持续中。
问：你把CI带到了台湾，也带入了学术课程。跳CI的人越来越多。大部分人只是参加舞酱还是他们也表演？
答：我从事舞蹈表演已经有好几年了，但直到1993年我才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古舞团(Ku&Dancers)。起初我只是邀请人们和我一起做不定期的即兴表演，有时5-6人，或者就双人。我有时也会收到出国表演的邀请。在1998年我意识到自己已聚拢了一群坚定的实践者，认为是时候一起做点什么了。我邀请他们成为公司成员，开始每年进行即兴表演。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持续定期产出。
问：1992年你与史蒂夫的双人表演是CI在台湾的第一次演出吗？
答：是的，这是在台湾的第一个CI表演，一整晚的即兴舞蹈。我认为即兴创作难以被理解，那场演出让人们意识到即兴也是舞蹈的一种形式。
问：而且可以被展示？
答：是的，我们可以出售门票，不仅在派对活动而且也可以在舞台上展示它。在那之后我做了更多类似的表演，吸引了一些受众。然而在台湾即兴舞蹈还是相当小众的，而且大多数观众也只是观众，这种情况在今天几乎没有变化，而且观众对表演的反响往往趋向两个极端。
问：哪两个极端？
答：有人会说“这太有趣了”或“你的表演太棒了”;或者问：“这一切都是即兴创作的吗？
问：另一个极端是什么？比如像问“你到底在做什么？”
答：是的。他们只是觉得这太过了，并不真正关心其实质内容，即使在15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会得到这样的回应。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前进，我觉得它是有空间的。同我刚回台湾时一样的简单动机，如今我继续教CI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能有一些人一起跳舞。然而15年后大多数人仍然还是不理解。当然有一些提高，但也只是一点点。当人们不理解时，就有发展的空间，只要这个空间仍然存在，我们将继续践行和表演即兴。15年已是一个很长的阶段了，看来我们应该进入一个新的、更令人兴奋的阶段，我希望。
问：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你台湾还有其他本地的CI老师吗？
答：是的。在台湾已有一些CI老师，但他们都是我公司的。你要知道，在台湾仅仅当CI老师是不能解决生计的。基本上，公司为舞者们提供了一个继续实践CI的框架。最近我得知有人在伦敦认真学习CI，并且计划回来。嗯，时间过得好快，CI已经在台湾15年了。
问：所有CI的活动都是在台北吗？或者台湾的其他一些城市也会有？
答：当然在台北的活动是最多的，但我们也经常被邀请到台湾的不同城市教学。
问：你之前谈到即兴舞蹈表演。看来在15年前，不仅CI被带到台湾，即兴舞蹈也被同时引入，并从那时起一直在发展。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发展？
答：今天我们仍然自豪地声称CI为我们公司的基础培训。实际上，我认为CI可以有一个更广泛的定义。
问：所以你试图扩大它的定义？
答：对。我认为CI作为一种舞蹈形式是一种双人舞。它的原始形式是我非常珍视的内核，从中会散发出许多可能性，而且随着持续的深入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性。例如，我在一次单人舞表演中和一张棉纸共舞，我很自然地将其看作是我同纸一起CI。这是关于物理、重力、空气以及我身体内外空间的舞蹈，而这些想法正是来源于CI。
当我试图组织所有源于CI核心的想法时，Julian Hamilton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我去了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他也来台湾开展了工作坊。凭借编舞的背景我看到所有的想法汇聚成了一种形式，一种不是CI的编舞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我们谈论了很多空间和时间，谈论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感受以及如果运用它们，以及如何根据对自己身体的理解做出决定。我认为思想是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以惊人的速度协同运作，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存在与不存在性以及清晰或不清晰性。我把这样的思考方式带入了我的一些编舞作品中。
问：这能被称作用CI的思维方式来编舞吗？
答：不，这不是CI的思维方式。这是关于空间和时间、身体和思想以及其他一切的思考。就像我们说话时，我们会用“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但是这个和那个会有重叠，就像我想做一套编舞时会运用到CI和即兴创作。另一方面，当我做即兴作品时，表面看起来像是即兴创作，但隐藏其下的有一种编舞的思维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始终是思维和形式的问题。我非常喜欢Julian Hamilton提及的“即时编舞”一词。是的，我同意即兴表演是“即时编舞”，换句话说，即兴表演是沿着时间轴做出抉择的一种编舞行为。因此对我来说编舞和即兴表演并不冲突。
CI作为基础培训，当我们表演时会使用从中延伸出的所有知识。事实上，除了CI培训之外，我还给舞者们做了很多即兴编舞的训练。
问：这让我想起几年前访问台湾的一位美国即兴接触舞者，他来这里是为了做一些关于CI的研究，并与你公司的舞者舞酱了几次。我记得他的一个观察是：和我们舞者一起舞酱时他感觉自己好像在表演。由于舞蹈即兴创作的表演方面是我们培训的重点之一，我们可能与那些不为表演而CI的人有区别。
答：我认为这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的问题，不是吗？当他在这里时，他是少数，而我们是多数，所以我们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出去和其他人跳舞，我们可能会成为少数，并受到大多数人的影响。比如说公司里一个舞酱有很多外部人员加入了，这使得公司成员成为少数，然后我们所谓的表演感会消失，在我认为。
问：你的意思是可能已经消失了？
答：是的。
问：还是会消失？
答：我认为至少不会那么明显。
问：CI来到台湾15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你创造了一群可以和你一起跳舞的人、定期的舞酱以及即兴舞蹈表演等等。你看到你对人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了吗？
答：我相信每一个行动都会产生一些效果。明显的变化是现在至少每个人或多或少听说过CI，有些人甚至还见过。更多的我就无法得知了，因为我不是评论家或调研型学者，只是观察和倾听。我听到其他人说注意到了一些变化，特别是来自国外的朋友。然而，古舞团仍然是台湾唯一一家以即兴为表演形式的舞蹈公司。我们并未能创造出一个更大的即兴表演的场域，同时也没有激励其他人也这样做。大致来说，我认为这是因为即兴表演不容易，而且你需要有非常特殊的品味，哈哈哈。
问：哈，这很困难。
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根据我听到的一些反馈，比较从前，即兴创作和CI的传播似乎能让人们更自由地跳舞了。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出于我，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可见的是现在年轻的编舞家离不开即兴创作。
问：你的意思是在编舞的过程中？
答：是的。但我认为，即使在工作中都使用即兴创作，在台湾目前的条件下，当中没有人会想成立一个仅仅做即兴表演的舞蹈公司。因此，CI对年轻舞者的影响体现于在编舞中利用了形式背后的知识和概念，而非直接将CI或舞蹈即兴创作放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产出，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现在，特别是在欧洲，如果你不了解CI，就没有机会在任何舞蹈公司的试镜中取得成功。
问：真的吗？
答：是的，在欧洲。
问：哇！
答：我认为CI或即兴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命定的。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必须接受自己的命运：即兴创作永远是少数”。
但是
，这是一个非常
重要
的少数。
问：在台湾做了15年的CI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认为CI会有怎样的未来？你是否想要创建更活跃的 CI场域？计划是什么？
答：我们有的是：公司，定期舞酱，CI的学术课程，岛上其他城市的CI工作坊，来自其他国家的CI老师的工作坊......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国际友人将继续驻留。由于我在CQ（杂志Contact Quarterly的缩写）的联系人列表中，人们经常打电话询问我这边的情况，然后顺便来访，基本上这样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至于我未来的计划，我认为大环境就是这样了，我所能做的是改变我自己。我现在感觉到我们在这里实际上很孤独，这种孤独不仅仅局限于我和几个在这个岛上的朋友，它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被感受。在台湾岛我们确实与外界有联系，比如CI老师过来举办工作坊。我们公司被邀请到欧洲、美国或亚洲的国家，在其中许多国家我也教学CI。但是，台湾离CI的主流世界太远了，在过去的15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与所谓的外部世界的联系有点松散，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忙于自己岛上的事情。总是有课要教，有表演要做，有讲座要演示。我们从未停止过努力将CI带入学术机构和公共领域，日程安排一直很满。这种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当我停下来，抬头发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与外界有任何联系了。且无论我们曾经有什么样的联系，多少都有点被动。所以，我认为在15年后的今天，通过改变自己而不是环境，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与外界建立更多的联系。
问：所以未来的计划是覆盖世界其他地区？
答：是的！